“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逝世 享年102岁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山西省太谷县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简历

　　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古阳邑村。

　　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

　　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建设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等。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所在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历任中共中央原局秘书长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在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2年，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支持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即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职务。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停职检查，受到冲击迫害。

　　1970年，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兼任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

　　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托支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作出重大贡献。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杜润生离职后，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同时，还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等。

　　杜润生善于培养后进。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等，都曾师从杜润生。

杜润生曾被喻为“九号院”灵魂 习近平、王岐山是其门生

　　杜润生先生系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此前的2013年9月20日，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由搜狐财经深度合作的“江湖”沙龙活动中，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说，八十年代所谓思想界中心的“九号院”，其灵魂是杜润生，其色彩就是像周其仁这样一帮思想有色彩的年轻人。

周其仁追思杜润生：研究农村问题 一辈子从实际出发

　　搜狐财经第一时间连线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作为杜润生的门生，周其仁在得知其逝世时，表示心情十分悲痛，并称将专门写回忆文章追思与恩师的往事。

　　2013年9月20日，周其仁也曾在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搜狐财经深度合作的“江湖”沙龙活动上表示非常敬佩杜润生的为人为学。当年杜润生和周其仁等一众后辈之间的切磋让周其仁深受启发，他说杜老毫无当官的架子，不轻易表扬，也绝不会批评，只通过你一句我一句的提问，引导人深思下去。大有古希腊苏格拉底式的教育风范。

　　2007年南方周末的一篇专访杜润生的文章显示，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杜润生和中国农民的一个世纪

　　2012年7月18日这一天，是杜润生的百岁（虚岁）华诞。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特别贡献奖”授予这位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以表彰他对中国改革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向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致敬，向伟大的中国农民致敬”!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打来电话，“祝贺杜老百岁生日快乐。”20多年前，王岐山在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也是“农口”团队的重要一员。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语录：（部分）

　　1.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

　　2.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3.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4.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5.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

　　6.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

　　7. “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向邓小平这样说，20年后仍然这样说。

　　8.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